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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中心■中国工业报 耿鹏飞
当地时间4月11日深夜，美国海关一纸关税豁免令在全球电子产业激起千层浪——智能手机、电脑、芯片等核心电子产品被排除在美国“对等关税”清单外。
专家指出，表面看，这是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急转弯”，实则折射出后全球化时代的深层矛盾：当美国试图用关税大棒重塑产业链时，却发现自己深陷“既想压制对手，又离不开对手”的战略悖论；当全球产业分工遭遇地缘政治冲击时，中国正以“内循环筑基、外循环破局”的双轮驱动，为动荡的世界经济注入稳定动能。
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政策调整，不仅是中美贸易博弈的关键转折点，更标志着全球电子产业从“零和竞争”向“竞合共生”的历史性跨越。
关税豁免仅是多重压力下的战略妥协
美国对部分电子产品豁免关税，并非对华政策转向，而是国内多重压力下的战略妥协。
“这一政策急转的背后，实则是多重矛盾交织下的战略妥协。”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曾剑秋教授向中国工业报表示，美国政策调整的核心是对经济规律的妥协。
从产业发展与国际贸易视角来看，任何国家的经济战略都需遵循“1+1>=2”的内外经济循环协同效应，即通过国内国际市场的良性互动实现效率最大化。若政策违背这一规律，最终会反噬自身利益。具体到电子产品领域，网络全球化与信息流动性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驱动力，要求各国在产业链分工中寻求协作，而非割裂。
在产业链高度分工协作的今天，任何国家的产业发展都无法脱离国际协作。以芯片为例，美国虽主导高端芯片设计，但其制造环节依赖台积电、三星等亚洲企业；中国则凭借中低端芯片的规模化生产，支撑全球80%以上的市场需求。
“这是美国国内多重压力下的战略妥协与策略性让步。”中国电信研究院战略发展研究所所长饶少阳对中国工业报说：“美国对部分电子产品豁免关税，并非对华政策转向，而是国内多重压力下的战略妥协。既是为了回应苹果、英伟达等科技巨头对供应链中断和成本上涨的持续游说，也是为了稳定因关税政策引发的金融动荡，并缓解内部政治压力。更深层看，此举旨在避免‘自伤’，确保美国在AI、高端计算等领域的自身技术进程不因缺乏关键组件（如部分半导体设备或存储芯片）而受阻。”
尽管美国降低关税壁垒，但专家一致认为，技术出口限制、供应链审查等非关税手段仍是未来博弈重点。Omdia电信战略分析师杨光强调，目前的所谓豁免主要是照顾美资大型企业，如苹果的利益，以及减缓对美国国内消费市场的冲击，降低美国国内政治的风险。但其以关税为手段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回流的目标并未变化，所以目前的豁免能够持续多久？会如何演变？都还存在很多变数，只能持续观察。
美国面临“卡脖子”与“被卡脖子”的双重困境
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补贴推动本土芯片制造，强化高端技术垄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中国的成熟制程芯片与封装能力，以及中国市场的消费支撑。
“美国陷入‘卡脖子’与‘被卡脖子’的双重困境。”曾剑秋向中国工业报分析称，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补贴推动本土芯片制造，强化高端技术垄断；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赖中国的成熟制程芯片与封装能力，以及中国市场的消费支撑。这一矛盾行为暴露其战略目标与执行能力脱节。
关税壁垒是“低级且不可持续的策略”，美国试图通过关税迫使中国技术“断供”，但自身在5G、云计算等领域与中国深度绑定。杨光进一步指出，这种环环相扣的依存关系，使得美国难以通过单一政策实现产业链完全自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从“技术落地者”转变为“路径塑造者”。以6G技术标准为例，中国在全球提案中的占比达到37%，领先美国的25%。随着“标准制定-设备供应-云智融合”全链条能力的全面提升，中国在5G和云计算领域的系统性优势也愈加显著，推动了全球市场从“西方主导”向“双极竞争”格局的演进。
对于国内终端企业而言，关税豁免虽短期缓解出口压力，但加速了中国产业链外迁风险。饶少阳认为，对通信及电子产业链而言，关税豁免短期内可缓解成本压力。但国内反制政策使得智能手机等国内终端厂商制造成本压力提升，短期面临涨价或性能妥协，进而可能选择向东南亚迁移制造能力。
考虑到中国计算机通信行业对美出口占比曾高达40%，产业链外迁趋势将持续挑战中国在全球电子产业中的地位。关税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已促使企业加速多元化布局，例如，苹果计划到2028年将印度iPhone产能提升至25%，联想向越南、印度转移PC和服务器产线，此类趋势可能动摇中国在全球电子制造业的绝对优势。
与此同时，中国仍面临技术依赖难题：高性能计算芯片、存储芯片等对美进口依赖度高达75%，若美国收紧“流片地关税规则”，国内厂商可能会暂时采用低性能替代方案，并加速技术迭代。
加速国产自主突破夯实产业韧性
自主创新肯定是重中之重，推动实现自主替代必然能够增强我国产业在全球变局中的主动权。
“在5G、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领域，脱钩其实早已开始，目前双方的互相依赖程度已经显著减弱。产业链上，各方在近几年早已有相应的布局。”杨光表示，自主创新是重中之重，推动实现自主替代必然能够增强我国产业在全球变局中的主动权，毕竟贸易战的企业后续发展还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面对美技术封锁与市场挤压，国产替代窗口期扩大。饶少阳认为，关税豁免提供了缓冲期，尤其在消费电子领域，减轻了短期出口压力，为国产技术突破赢得时间。同时，外部封锁也倒逼中国加速自主创新，如关键材料（有研科技硅片项目）和EDA工具链的国产化进程正在加速。
国内应充分利用缓冲契机，加快突破技术瓶颈。一是聚焦核心技术攻坚：在材料（硅片、光刻胶）、设备（国产光刻机、刻蚀设备商业化）和EDA工具（突破28nm以下支持）等“卡脖子”环节加大投入。二是加强产业链协同与生态构建：推动设计、制造、封测一体化，例如中芯国际与华为的联合研发模式，降低对海外代工的依赖；并在车规级、物联网芯片等新赛道建立差异化优势。三是保障资源投入：通过国家大基金等确保研发资金，并积极吸引海内外高端人才，弥补经验短板。
天翼智库分析认为，短期内，美国贸易政策对中国通信产业升级带来两大挑战：一是设备采购与运营成本上升。尽管国产化率持续提升，部分核心组件（如网络测试设备、CPU、GPU等）仍然依赖美国供应商，导致网络建设、数据中心建设及服务维护成本推高，进而影响产业链的整体运作效率。二是部分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遭遇压力；同时，部分企业（如富士康）为应对高关税压力，将生产线转移至印度、墨西哥等国家，进一步削弱了相关产业的数字化需求。
然而，中国通信产业已为应对挑战做好充分准备：一方面，宏观政策调控积极推动产业长期增长。政府通过发行超长期国债，支持5G基站向乡镇延伸、深化工业互联网应用，并规划低空网络建设及300个通用航空机场与数据中心建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另一方面，区域合作深化，为海外市场的拓展创造新的机会。
从“零和博弈”到“合作竞争”的必然转向
未来全球供应链将呈现“区域化+安全优先”特征，中国需坚持“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并重。
不可否认的是，全球产业链分工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要实现完全自主替代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尽可能多地与国家或地区维持正常技术和经贸合作。
未来全球供应链将呈现“区域化+安全优先”特征：美国推动“近岸外包”，欧盟强化芯片本土产能，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输出技术标准与基础设施。饶少阳指出，中国需坚持“自主可控”与“开放合作”并重。
通信业作为受关税战重点波及的行业，饶少阳建议，中国通信企业需从建立三维合规防御体系、加强供应链精细化管理、制定风险应对预案和分级响应机制三方面加强内部管理，完善风险预警机制。
一是组建关税合规团队，建立“政策监测-影响评估-策略调整”防御体系。二是加强供应链精细化管理，提升供应链透明度。三是制定分级风险应对预案，建立多层级响应机制。
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市场”，应强化内循环的“稳定器”作用。杨光表示，对于国内的通信和信息服务业，其健康发展取决于国内市场和消费能力的发展，所以要对贸易战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予以关注，积极采取提振信息消费的措施。同时，中国应摒弃“对等反制”思维，
无论是曾剑秋的“内外经济循环理论”，还是杨光对产业链韧性的分析，亦或是饶少阳对国内自主可控的判断均指向同一结论：关税战无法改变全球分工的基本规律。美国若持续加码关税，只会推高本土通胀、削弱企业竞争力；而中国若过度依赖反制，也可能错失技术合作机遇。双方更理性的选择是从“竞争优先”转向“合作优先”，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探索利益交汇点。
美国豁免部分电子产品关税，既是对现实利益的妥协，也是对全球产业链“再格式化”的试探。这场贸易战已证明：单边主义难以奏效，完全脱钩更不现实。未来的全球电子产业竞争，将是“技术自主”与“开放合作”的平衡术——中国需在维护产业链安全的同时，保持创新生态的开放性；美国则需在保护主义与企业利益间寻找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