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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对中国工业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英明决策是推动我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指引下，我国工业不仅表现出生产力最活跃和最具革命性的本性，而且显著提升了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工业经济的非凡实践证明，党的坚强领导是我国现代工业发展壮大之本。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探索适合我国实际的工业化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呕心沥血，提出了一系列工业战略发展的思路和建设方针，搭建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期间经历了“大跃进”和“文革”的严重挫折，走过弯路，有过波折和反复，但也获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的宝贵经验。
　　1953年，党提出了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完整的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历史证明，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符合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规律的，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是完全正确的。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以及“重点建设，稳步推进”的方针，确定实施156个重点项目，对中国工业化的起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
　　 “一五”计划时期，以156个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无到有建立了飞机、汽车、机床、发电设备制造以及高级合金钢、有色金属冶炼等新的工业部门。例如，作为156项工程之一的沈阳机床一厂，在改建前只能生产旧式的弹簧机床，其改建完成后可生产多种大型工作母机。
　　 20世纪60年代初，为应对国际环境和我国周边的紧张局势，党中央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其中，“三线”包括云、贵、川、陕等11个省区。中央确定，“三线”建设的总目标是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工农结合、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三线”建设改善了中国的国防工业体系，在西部地区建成一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的重点企业和基地，极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
　　1960年3月22日，鞍山钢铁公司在技术革新上的探索经验，即“鞍钢宪法”诞生。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鞍钢宪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业企业的指导方针。
　　《鞍钢宪法》是对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原则的创造性贡献，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独特模式，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
　　1961年9月16日，“工业七十条”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并发布试行，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工业管理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我国国营企业管理的一些指导原则。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继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再次提出了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不仅具有鼓舞全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更说明中国人民在可预见到的将来，通过艰苦奋斗可以达到的目标。历史证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始终是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一个强大精神力量。
在我国机床工具工业发展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十分关怀这个生产“工作母机”行业的发展，为我国机床工具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回忆起1958年和1960年两次在中南海瀛台举行的机床汇报展览，前原机械工业部机床工具司副总工程师恩宝贵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毛泽东就对机床进行了精辟而通俗的阐述：“我们坐汽车、坐飞机、坐火车，是坐在机器里面，所有这些机器都要用机器来生产，这些机器就是工作母机，这些工作母机是最根本的”。
　　1958年，毛泽东还指示党刊《红旗》杂志撰写了“机床内部运动矛盾”
　　一文，不仅对机床的构造和运转进行了生动地诠释，而且将哲学内涵和人文思想赋予其中。同年9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什么矿山、什么炼油、什么电力、什么化学、什么建筑、什么农业、什么交通运输，这些机器都要有个工作母机，车、铣、刨、钻、磨，这些东西是根本的。”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地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工业的改革，从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从封闭走向开放，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实现了我国工业发展的战略转型，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高速发展时期。
　　在改革开放的强力驱动下，我国工业率先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并且迅速成长为世界工业制造大国。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提出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
1979年5月，首钢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拉开了国企改革序幕。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分水岭。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到2000年，国企改革基本实现了三年脱困目标，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走向市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则为大型国企的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即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党的十七大进一步要求，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
　　从深陷计划经济僵化泥潭，到放权让利、两权分离；从三年攻坚脱困，再到股份制、产权改革，中国国有企业实现了从政府机关的附属向市场主体的转变，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并在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978年开始，我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步伐明显加快。宝钢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建设宝山钢铁厂项目，使我国钢铁工业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大为缩短。以该项目为代表，我国相继完成了一批重工业投资和技术引进项目，技术装备的国产化水平不断提升。
　　当年，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先后签订了22个成套引进项目合同，累计需要外汇资金约130亿美元。
　　1980年，国家首次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以确保轻纺工业加快发展。“六个优先”即：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新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

党的英明决策是工业强国的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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